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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失业:民国时期学生参与革命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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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4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民国时期最不稳定的群体,莫过于学生,从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学生运动总是层出不穷,成为历代民国统治者的心头之患。纵观民国的历史,学生总是政府最坚定的反对者,五四运动时期,学生坚定的反对北洋政府,北伐战争时期,学生是国共两党的中坚力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生总与蒋介石唱反调。无论谁是统治者,总会遭到学生的反对。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源在于民国的历代统治者无法解决学生的就业问题,一方面,急于现代化的国家培养了大批知识青年,但另一方面,政府又无法提供适合学生的工作岗位,这些失意的学生在社会上百无一用,不得不投入到最激进的革命中,失业问题,是民国时期学生运动频发的根因。




北伐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组成:学生最多


在任何遭遇现代化阵痛的国家,学生总是最为激进的力量,他们是革命中最虔诚最坚定的队伍,甘愿为革命付出生命。整个北伐战争期间,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学生始终是其中坚力量。


改组后的国民党以及中国共产党,其党员的核心都来自于同一个社会阶层,其主体均是五四运动的知识青年。早期的共产党中,学生占比非常高,以至于孙中山评价早期的共产党人是“北京一班新青年”,是“中国少年学生”。据李大钊回忆,早期中共对学生的吸引力远比对工人大,直到北伐前后,整个中共还非常学生气,当时中共党员互称大学同学,而把青年团员称为中学同学,就连通告中也不用同志,而是称各级同学。



与中共类似,改组后的国民党也十分受学生的欢迎,根据1927年1月吴倚伧所作的调查,国民党党员人数大约在100万以上,其中学生占比最高,为26%,其次是军队占23%,而工农合计仅为20%。当时北洋军阀就感叹国民政府组成之年轻:


南方政府大可算是青年政府,南方军队大可算是学生军队,所以学生们在南方,可以说是时髦至极。宣传主义用学生,侦探军情用学生,组织政府也用学生。武昌之役,南昌之役,九江之役,皆有学生为之出力效命……。



当时,一个典型的国民党员形象就是学生:


一个穿中山装的雄赳赳的青年,不可向迩地直率并且激烈,铁面无私的纠弹这个,打倒那个,苦口婆心的进行演说……,上午开会,下午游行,拿的薪水总是只够糊口,交游的人面有菜色,居住的屋子总是只看见标语不看见墙壁……。



而根据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党代会各省区的报告显示,一些省份国民党党员学生的占比,甚至超过了50%。其中最高的陕西、河南,分别达到了70%和90%。


地区

党员人数

学生(%)

工人(%)

农民(%)

湖南

5444

50

20

5

湖北

1877

63.1

2.3

8.9

江西

2698

50



河南

3600

70

10


陕西

2200

90



广东

15000

21.2

20.1

39.1

山东

2500

40

25




旧中国的困境:无法解决学生的失业问题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学生是北伐战争时期的国共两党的主力,可为什么学生都投靠了主张革命的两党,而抛弃了当时的北洋政府,很大原因在于北洋政府提供的现秩序无法满足学生的需要,他们无法解决学生的失业问题。


当时学生信仰的主义虽然庞杂,而且经常出现频繁更换主义的现象,但是其共同点都是打破现状。当时无论是北京大学还是广东的调查,都发现学生对其信仰的主义一知半解,认识相当模糊,北大的调查显示,虽然一半多的学生声称信仰社会主义,但是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包括了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而他们之间千差万别。广大的调查显示那些自称是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或列宁主义的学生,往往并不了解自己信仰的主义,甚至会夹杂信奉多种主义。



但是不管学生们的思想多么混乱,他们所感兴趣的思想,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革命思想,都要打破现秩序,通过一场革命改天换地,在这一时期的学生中,你很难找到西方自由主义的信奉者,胡适那样的英美派在青年中毫无市场,学生们希望的是用革命改变时局,而非用改革小修小补。


学生的激进很大程度是因为长期的动荡和失业,而动荡往往导致失业。在北伐战争时期,中国的学生数量大为提升,但政府则无力提供适合学生的就业岗位。据统计,五四时期,中国的学生比1910年多了3倍,1915年,全国有中学444所,学生69770人,到了1923年增加到738所,学生118548人。这还只是国内的学生,不包括大量海外留学党。



与激增的学生数量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仍是一个前现代国家,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吸纳这部分人才。中国古代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科举制,科举给了知识分子做官的机会,他们将一生的精力用于考试,国家通过仕途的恩赐将矛盾引向知识分子之间,从而巩固了统治。但是到了民国时期,科举制被废除,国家失去了对知识分子的掌控和恩惠,另外,民国时期的学生数量也已超过了政府能容纳的底线,科举制终归是选拔官员,而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官员,即使科举制还在,也无法消化这样多的高学历人才。


因为这种种原因,民国时期学生的失业情况非常严重,即使是归国留学生,往往也陷入失业,1916年,1655名归国留学生,在家赋闲者居然多达399人,失业率高达25%,而那些国内培养的学生,则更为糟糕的。整个学生群体中,只有20%能上大学,剩下的80%都与政府公职无缘,而当时中国的工业和市场经济极不发达,这使得大部分学生处于无事可做、饥寒交迫的境地。


(民国时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前现代国家,无法提供足够的高学历岗位)


1926年,《国闻周报》深刻分析了学生悲惨的处境:


民国以来,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岁以数千计,各省中学毕业生,岁以数万计。一部分欲进为学者之生活……,以谋国家社会精神上物质上进步,则国家无最高学府以养成之,社会无学艺机关以奖进之,……亦复为饥寒交迫。其大部分欲投身社会者,则政府机关肥美重要之差缺,大小人员,概都与军政要人有连,绝无容纳学习出身人才之余地。……至私人机关,本属寥寥,而当事人物,大都脑筋陈旧,厌恶学生,不但非技术人员不肯录取学生,即技术人员亦不乐用专门。……


试问此每年递增之数万以上毕业学生,欲求学不可得,欲做事不可能,生机断绝,路路不通……苟有所乘,便思破坏者,与其谓为思想所激进,勿宁谓生计所迫。


文章一针见血的指出,学生激进的根本原因在于失业,这是学生投身于革命的根本原因,因为革命是唯一改变现状的机会。



失业学生:最不稳定的群体


社会中最不满的人群,永远不是最穷的人,而是相对剥夺感最足的群体。相对剥夺感的源头有两个。一个是改革中的失意群体,这部分人因为曾经拥有好处而失去了好处而感到愤怒。另一部分就是期望过高而不得实现的群体,最典型的就是学生。


学生不是真的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符合自己期望的工作,实际上在民国时期,就普遍存在学生宁肯失业,也不愿进行体力劳动的现象,学生受过良好的教育,自视天之骄子,不能容忍进行低技术工种的“屈辱”,一旦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不能消化他们,他们很容易诉诸革命,通过参与伟大事业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一旦参与革命,就算付出生命的代价,学生也感觉自己是有价值的,他们对于自尊的感受,远强于学历较低的人群。


(伊朗革命中学生之所以支持霍梅尼不是因为他们多信仰伊斯兰教,而是因为霍梅尼是最反对现秩序的人。)


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之后的1979伊朗革命,失业学生都是主力军之一,对于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培养了足够的新青年,却没有能力容纳他们,最终出现旧制度之父被现代化之子吞噬的现象。这种风险,所有的为政者都需要重视。


今年,国家针对大学生,尤其是应届毕业生,提供种种优惠,包括政府、研究生、军队扩招以及鼓励企业招聘大学生,这些无疑都是未雨绸缪的英明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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