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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世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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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12 10:37: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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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印制的《中国地图》
一个城市里面竟然还藏着一个国家!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天方夜谭,可这是客观实在的事实。2002年,我去过一次意大利,在参观罗马城斗兽场之后,便去了梵蒂冈。梵蒂冈这个国家非常小,当地导游给我们介绍说,步行绕着梵蒂冈的国境线走一周还用不了40分钟。整个国家就在意大利的罗马城里面,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城中之国。
中国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
一次,我去江西赣州淘宝,在文庙大厅的走廊上,迎面走来一个熟悉的文物商人。他靠近我左耳非常神秘地说:“过来看看”。为了不让人发现,把我叫到大厅后面没人走动的走廊,然后从一个黑色公文包里拿出一张叠得16开大小的物件让我看。我展开一看,是一张中国地图。四周围的纸边已经破烂,中间还有不少的小虫洞。我本来给自己收藏苏区文物的定位是票证与钱币,其他苏区文物的收藏还没有列入我的收藏范围,自然对这张苏维埃地图不是十分感兴趣。嘴巴脱口而出“这么破!”他似乎摸到了一点什么信息,赶紧说了“便宜”两个字。我有意无意问了他一下“多少钱?”他倒爽快地说“1500”。那时候,我确实不太想要这种东西,一则与我的收藏专题不对路;二则品相比较差;三则我对这东西不了解其在苏区文物中的地位;四则不知道这东西存世量大不大。不像买钱币、票证,情况比较熟悉。但是,我一听他的开价确实感到便宜,来了点兴趣,于是顺口就还了一个价“1000块”。此时,也不知道他听清楚了没有。他又从书包里拿出两张苏区土地税票,三张东西放一起,说“加上这两张共1500,怎么样?”。从一般情理中,对方已经妥协一步了,交易谈判也只好妥协。但我没有很大的购买欲望,嘴里说“算了”,并且移步往外走。他看我已经挪动脚步了,估计买卖做不成,可又不想放弃,马上追问了一句“那你说多少钱要?”不知他什么情况这么急于出手,我随便还了个1300元的价,他竟然满口说好。
这是一张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于1933年2月印制的《中国地图》,为4开石印,规格是585×442(毫米)。这张地图粗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印刷质量很好,字体工整,界限清楚,图例明确。但认真一看,感到非常奇怪,在中国国境线以内的北部竟然还有一行“蒙古苏维埃共和国”字样。按照左下方的图例说明,蒙古苏维埃共和国与新疆、甘肃、宁夏、黑龙江等省的分界线是省级分界线,其位置相当于现在的内蒙古和外蒙所有的区域。而蒙古苏维埃共和国范围内并没有国都标记,却又有库伦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三个省会城市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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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地图局部放大
这张《中国地图》与现代中国地图比较,还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一是没有内蒙古自治区;二是长城以北分别设立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省;三是在四川、云南、西藏交界处多一个西康省。朝鲜半岛和台湾岛则标记为“日属韩国”和“日属台湾岛”。
看看地图的文字特征,可以肯定,该地图是由黄亚光同志设计编制的。最为相近的文字书法是“蒙古苏维埃共和国”几个字,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的书法是如出一辙,就连“埃”字第6笔的撇少掉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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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文字比较:上为地图字,下为一元纸币字
既然是《中国地图》为什么在我们的国境线内有一个“蒙古苏维埃共和国”标记?难道是黄亚光同志在设计编制地图时搞错了?还是另有其他原因。为解开这张地图之谜,我查阅了不少的历史资料。
1932年6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了第16次常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审委员会”,由徐特立任主任,负责苏区教育图书的编撰、审定工作。由于中央没有设立文化部,故苏区的文化艺术类书籍的编审也由该委员会负责。委员会成立后,即着手制定苏区文化教育图书的出版规划,统一苏区各类学校的教材课本,废止国民党旧书,使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新兴的苏区教育事业得以在短时间内用上新书。1934年4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了《教育行政纲要(修正)》,对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建置进行改革调整,将本部内设机构除巡视委员会外,共设立了五个局,即初等教育局、高等教育局、社会教育局、艺术局、编审局。编审局主要领导编审教材事宜,代替原有的编审委员会行使职权,管理苏区教育课本及文化书籍的编审检查工作。
所以,地图的编制工作自然落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的身上。地图是标示地理的地形和地物信息的图画,地图在中央苏区的出版,标志着苏区文化的发展。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审委员会成立以后,除了编审普通教材以外,还编制出版了不少地图,既供教学使用,又为党政机关,红军部队使用。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出版的地图有:《世界地图》(1932年2月4开石印版);《中国地图》(1932年2月4开石印版);《瑞金县地图》(4开石印版);《鄂豫皖省、鄂赣边区、鄂西区、湘鄂西省地图》(8开油印版);《闽西各县略图》(8开油印版);《干路图》(16开油印版)等等。
但由于当时苏区的测绘技术有限,绘画一幅完整的地形图要非常长的时间,有的地方还不是很准确。所以,目前存世的苏区地图非常之少,尤其是4开大地图更为珍贵,是研究苏区历史难得的实物。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纪念馆的馆藏4开石印版《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均确认为国家二级文物。
当时的蒙古(包括内蒙和外蒙)既然属于中国的版图,为什么又还标注为“蒙古苏维埃共和国”呢?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13世纪初至清末之前蒙古高原是蒙古人繁衍生息的地方;在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了这一地区,建立了蒙古帝国。其后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包括现在中国的大部、蒙古高原、外东北等。明朝时蒙古残余势力退回塞外,维持北元政权,与明朝对抗。后来满族统治者与漠南蒙古(即内蒙古)诸部结盟,建立清朝,入主中原。其他漠北、漠西蒙古部族也逐渐成为清朝的臣属。
蒙古各部与清政府的关系颇有不同。他们或与满族统治者联姻,或被武力征服。清代将蒙古分为设官治理的内属蒙古和由札萨克世袭统治的外藩蒙古。外藩蒙古又分为内札萨克蒙古和外札萨克蒙古。内札萨克蒙古归附清朝较早,多与皇室联姻,后成为今内蒙古自治区的主体部分。外札萨克蒙古多为清军征伐准噶尔部期间内附或被迫投降,地位在内札萨克之下,而属于外札萨克的喀尔喀蒙古在康熙年间经“多伦会盟”归附清朝。
从16世纪起,沙俄经营西伯利亚,与蒙古地区开始往来。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定的《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界约》(合称《布连斯奇条约》),肯定蒙古属于清朝管辖。沙俄则取得了在恰克图和外蒙古地区通商贸易的特权。1854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说“中国一旦发生政变,也不应容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应受到俄国保护”。在沙俄和清朝政府签订的多数不平等条约中,都有关于俄国在蒙古利益的条款。在这段期间,俄国极力推进和蒙古各部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交流。
日俄战争后,俄国在侵华问题上改变方针,由与日本正面争夺变为与日本勾结合谋侵华,先后与日本签订几次密约,划分在中国东北(满洲)和蒙古地区的势力范围。1912年7月8日,与日本签订了第三次《日俄密约》,在蒙古地区划分各自的特殊利益范围,即以东经116度27分为分界线,日本在此线以东的蒙古东部和满洲享有特殊利益,俄国在此线以西的蒙古西部享有特殊利益。
中华民国成立后,国民政府拟派兵入外蒙,遭到沙俄的反对。由于当时国内局势不稳,故袁世凯北京政府并未就外蒙古问题与沙俄进行交涉。1913年9月18日,俄国当局迫使袁世凯执政的北洋政府派中国外长孙宝琦同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达成《中俄声明文件》,其内容对华更为不利。中国让步,不在外蒙驻兵、殖民、设官,承认外蒙自治,承认《俄蒙协约》及其专条,换回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的宗主权,基于宗主权而衍生出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一部分。中国对蒙权力已由主权沦为宗主权。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在恰克图签定《中俄蒙协约(恰克图协约)》,将此声明具体化。同年6月9日,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与共戴年号”。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独立运动人士。外蒙古实行“自治”,但实际上为沙俄所控。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后其政府在1917年和1919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实际上继续支持外蒙古独立。苏维埃俄国在1919年7月25日发表对蒙古声明,称外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要求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1921年3月1日,在恰克图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正式建立牧民阶级的革命政党——蒙古人民党(1925年3月改称蒙古人民革命党),寻求共产国际的帮助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家。3月18日,蒙古人民党军队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攻占买卖城,击败了当地守军;同时蒙古义勇军击退了科布多的北洋军队,临时政府迁至科布多。随后苏联红军于于5月25日派兵侵入蒙古,7月6日开入库伦。1921年7月11日,外蒙古建立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11月25日外蒙古建立“人民革命政权”。1922年苏俄与外蒙古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
1924年11月26日在苏联与第三国际支持与行动下,蒙古人民党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定都库伦,改城名为乌兰巴托,以1911年作独立纪元,允许苏联驻军。蒙古人民共和国实行了苏联式的政治制度。
中华民国则一直处于内外交困的处境中,南方兴起的国民政府从北伐战争、中原大战、十年内战,到1931年“九一八”事件和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自顾不暇,无力处理外蒙古问题。1939年,苏联、外蒙古联军与日本、满洲国的军队因“蒙满边境”问题爆发诺门罕战役,之后因欧洲战事而停战。1941年3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访苏,4月13日,苏联就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联合声明说:“为了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同盟国为争取苏联对日本宣战,美、英两国在未通知中华民国以及其他盟国之下,于1945年2月11日与苏联签定涉及外蒙古以及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其中规定:“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须予维持;2、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苏中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但苏联的优先权益须予保证,中国可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1945年斯大林曾对蒋经国说过:“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这也是他坚决要求外蒙古独立的主要原因。
1945年8月14日,经过与苏联两个多月的谈判,中华民国政府最终做出妥协。宋子文、王世杰等在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授权下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随后国民政府表示支持蒙古入联合国。2月13日,国民政府许诺与蒙古建立外交关系。至此,中国失去了对外蒙的主权。
由此可见,苏区时期由于蒙古的问题没有解决,朝鲜半岛和台湾岛的事情同样也还没有解决,而当时苏联老大哥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又在蒙古扶持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因此使得这张《中国地图》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这张“国中之国”的地图因生动地写照了中国这段心酸的历史,而成为旷世奇图。
相关链接:   徐特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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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徐特立(右)合影
徐特立(1877年—1968年),又名徐立华,原名懋恂,字师陶,中国革命家和教育家,湖南善化(今长沙县江背镇)人。他是毛泽东和田汉等著名人士的老师。1877年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徐特立积极参加湖南起义,被推为长沙副议长,翌年又任省教育司的科长。他一身清正进入官场后,顿觉黑暗无比,不久返回教育界,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1919年,国内兴起赴法国勤工俭学热潮,年已42岁的徐特立也报名前往,成为年纪最大的留学生。在法国四年间,他边做工边学法语,后入巴黎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回国后,他任长沙第一女师校长,被公认为湖南的教育界名流。1927年初大革命高潮时,徐特立参加了湖南农民协会并任教育科长,又在左派掌权的国民党长沙市党部任农工部长。同年夏天,大革命失败,在不少共产党员叛变脱党时,徐特立却以50岁年龄入党。随后,他参加了南昌起义,任师党代表。部队失败后,他决定同贺龙一起上山打游击,只是因病未能跟随,被派赴莫斯科入中山大学。他学通俄语后,系统研究了马列主义,并同吴玉章、瞿秋白共同研究了汉语拉丁化拼音。
1930年末,徐特立回国,赴江西根据地,后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任副部长,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审委员会主任。1934年,他随军长征。一路上,他拄着一根竹杖,扛着防身用的红缨枪,和大家一同行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为他庆祝60岁寿辰。毛泽东写信致贺,称徐老“今后还将是我的先生”。抗战爆发后,徐特立先到国民党统治区做中共代表,1940年回延安任自然科学院院长,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此时,他老当益壮,年近七十还参加了延安青年体育运动会的游泳比赛。1947年,中央为他庆贺70岁诞辰,毛主席的题词是“坚强的老战士”,朱总司令的题词则是“当今一圣人”。
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因年老记忆力减退,他自动申请免职。此后,徐特立不顾年事已高,仍朝气蓬勃地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领导一批党的宣传干部和史学工作者从事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和党史等的编纂工作,并继续以各种方式关心、指导教育工作:或报告讲演,或撰文著述,或视察调研,或接待来访,或书信交流……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而不懈地奉献着光和热。这位坚强的老战士,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与时俱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68年11月28日与世长辞,享年91岁。
作者简介:
洪荣昌,笔名:红歌,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中国红色收藏》杂志执行主编,《中国钱币》杂志审稿专家,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武平县博物馆特聘研究员,中国红色收藏鉴定师,评估师。
从事收藏几十年,涉及邮票、钱币、苏区文物、毛泽东像章等。出版过《红色票证》《红色货币》《红色收藏》《红色粮票》等专著。曾在北京、福州、遵义、厦门等地举办苏区红色文物展览。其个人事迹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网、人民网、中红网等多家新闻媒体介绍过,享誉全国。已出版的著作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全国各大图书馆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等海外知名图书馆收藏。几十篇学术论文被英国剑桥大学等国内外著名杂志、网站刊登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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